1979年2月27日，对越反击战的第一阶段告一段落后，我军迅速展开了第二阶段的战役，目的是进一步夺取谅山，并消灭藏匿在沙巴地区的敌军，从而营造对河内的威胁态势。为此，广西边防部队决定分兵三路向谅山发起进攻，与此同时，云南边防部队也从侧翼向增援越军的部队展开了反击。其中，昆明军区第13军及其配属部队的行动十分顺利，成功消灭了越军的346师，而从莱州方向增援至老街、柑塘的越军316A师在我军的阻击下，被迫沿十号公路构筑了坚固的防线。
为了尽快夺取沙巴县城，昆明军区决定调集50军149师投入战斗，旨在彻底歼灭越军步兵316A师，确保战略要地的掌控。黄连山老沙公路四号桥，位于老街至沙巴的交通要道，成为了决定战局的关键。这座桥梁由于周围水域较深，成为了唯一可供通行的交通枢纽，而越军316A师的174团加强营在此布下了重兵防守，沿周边高地和山梁设置了上百个火力点，防守极为严密。
展开剩余77%对于我军来说，夺取四号桥是进攻沙巴县城的首要任务。双方的争夺持续了数日。事实上，在越南抗法战争期间，越军就凭借坚守四号桥，成功阻挡了法军45天的进攻，直到最后法军才被迫撤退。此时，越军集结了更多兵力和装备，更加自信地宣称四号桥“固若金汤”，并夸口称“天兵也难从此过”。
然而，在1979年3月1日，50军149师446团2营在向四号桥进军时发生了失误，误把三号桥当作四号桥，未做足够警戒，结果遭遇了越军两个加强连的猛烈阻击。经过激烈的交火，2营遭受了较大伤亡，牺牲的曹辉烈士便是446团团长曹从连的儿子（他也是电影《高山下的花环》中“小北京”角色的原型）。
尽管如此，我军依靠顽强的战斗意志，成功夺取了四号桥东北方向的一个无名高地，为后续的战斗奠定了基础。尽管2营在伏击中付出了巨大代价，但他们快速应变、奋力反击的精神得到了广泛赞誉。军事科学院对该营进行了高度评价，称他们在险境中依然冷静指挥，并通过精准的兵力集中与火力压制，最终成功将战局从被动转为主动。
3月2日清晨，446团1营接到任务，要求夺取四号桥地区的控制权。作为先头部队，1连的1排被派往最为艰难的任务——拿下敌人的桥头阵地。副连长朱国和排长周从连携带指示后，立即返回一排传达命令。得知他们被选为先头部队，全排指战员群情激奋，誓言“虎口拔牙”，奋勇前进。
战斗在黎明时分爆发，149师集中炮兵对敌方阵地进行了一轮猛烈轰击，随即1连连长鲁宝成亲自指挥火力，压制敌人火力点，指导员田文君更是前往1排协助指挥。战斗一开始，敌我双方便陷入了激烈的对抗。尹正所在的一班率先冲击敌人碉堡，在躲避敌人交叉火力后，他用手榴弹摧毁了一处敌方碉堡，并进入敌人阵地展开肉搏。可惜，尹正在击毙两名敌人后，被另一处碉堡射出的子弹击中，重伤不治，最终牺牲。他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为他赢得了二等功，并且由于战前已经提出加入党组织，战后被追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在战斗中，班长徐林泉表现同样英勇。在进攻敌碉堡时，他面对敌人投出的手榴弹毫不退缩，冒着生命危险调整手榴弹拉环的时间，将两处敌人地堡一举炸毁，并带领战士们夺取了敌人阵地的战壕。副连长朱国更是亲自扛起冲锋枪投入一线作战，不幸中弹身亡。在他临终时，他拉住前来为其包扎的战士说：“不要管我，快去消灭敌人，……我牺牲后把我埋在红河岸边，保卫祖国南疆。”
四号桥的争夺战虽然是营连级别的战斗，但由于其战略重要性，双方高级将领都亲自指挥，投入了大量精力。50军副军长刘广桐、149师长康虎振以及446和445团的团领导亲临前沿指挥，参与到最为危险的战斗中。这种在战斗前线亲自指挥的做法，在整个对越反击战中也极为罕见。
在战斗中，445团的7连和8连的战士们首次进攻时便遭到敌人密集火力的压制，几乎无法动弹。但就在这时，刘广桐副军长亲自高喊：“快！起来往前冲，越快，子弹越打不到！”听到命令后，战士们重新鼓起勇气，迅速发动反攻。
与此同时，446团的孙政委（绰号“红太阳”）指挥高射机枪顶在最前线，向敌人阵地猛烈开火，甚至站在机枪旁边，毫不畏惧地与敌人对抗。团长曹从连在儿子曹辉牺牲的情况下，依旧坚守在战斗一线，继续指挥战斗。在这场持续了数日的恶战中，炮兵团违反了射击安全距离，冒着极大风险压制敌方火力，确保了步兵的突击成功。
尽管战斗异常惨烈，但在敌人火力被成功压制后，我军步兵迅速冲上前线，最终突破了敌人的防线。最终，四号桥的争夺战以我军胜利告终，149师顺利越过四号桥，直指沙巴县城。3月5日，我军边防部队成功向前推进20至40公里，攻占了包括谅山、高平、老街等多个重要城市和战略要点。与此同时，我军宣布自卫反击战的目的已经达成，开始撤回参战部队。
四号桥的战斗，成为了对越反击战中的一场标志性战斗。这场战斗不仅以巨大的牺牲换来了战略的胜利，也深深刻在了每个参战士兵的记忆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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